作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年）曾在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并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有《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共识与冲突》等。
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段时间曾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在战后的年代，他们常常是许多公开而又大肆反知识分子的人的现成目标。另一方面，许多商人和保守主义者则埋怨美国知识分子对他们批评得太过分。某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与社会——任何社会——疏远，是他们工作的基本特征和他们生活所在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疏远是一种历史现象，起初是作为反对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存在的，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性质，这种现象也正在衰退。按照这些人的看法，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已在顺利进行。在本文，我们将设法看看对美国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这些印象是否准确，如果真的处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变革冲击之下的话，再看看知识分子政治价值在如何变化。
我认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象征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知识分子群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文化的核心力量或创造者，包括学者、艺术家、哲学家、作家、某些编辑和某些新闻工作者；另一类是文化的传播者，包括各种技术人员，大多数教师、大多数记者。还有一种边缘类型是由把文化用作他们工作一部分的那些人构成，如医生、律师一类专业人员。欧洲人谈到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是指所有这3种类型。可是在美国，大学教育极其普遍，大学毕业生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所以正如我在此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一般只包括前两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发言人下的定义是，他们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这避开了某些关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最棘手问题。如果按定义，知识分子远离社会，那么当他们在组织中扮演其他角色或步入政治舞台时就可以对会发生什么问题简单地不予考虑。但是，成为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可以保持他们与仍然主要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那些人的关系，可以继续亲自从事智力工作，而且在他们处于掌权位置时，可以为整个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认同于政治的新观念。例如，严格地按照定义，艾德莱·史蒂文森虽然不是一名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份本身使许多“正统的”知识分子感到，政治家并不全是精神空虚的操作者，政治本身并不是疏远的。知识分子定义问题由于纳粹德国和苏联有些知识分子曾经或仍在使用与知识有关的工具和训练服务于反知识价值的活动而尖锐化。他们真的是知识分子吗？仅仅把他们作为理性目标、自由人言论和创造性活动的叛徒勾销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即使在民主社会，虽然这标志一种胜利——承认知识分子的贡献是有价值的，或承认某些知识分子群体及其理想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但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对现存制度日益支持，标志着他们正在暗中变成现存制度的辩护士。当然，甚至在全权主义国家仍然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多少起某种独立作用，这常常被引证为是苏联可能演变成类似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希望之一。帕斯捷尔纳的出现，卡皮察拒绝参加原子弹研究，格鲁吉亚学生抗议核爆炸的游行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职业环境总是闪烁着某种独立批评的神圣火光。不过必须指出，即使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灵魂完全出卖给反人道的价值，就像用人做实验的德国科学家和颂扬德国民族所作所为的德国历史学家那样，知识分子仍然是知识分子——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只有当出现要求完全效忠的可能性时，导致知识分子产生异见、批评、拒绝和其他传统特征的条件才会受到重视。那些要求知识分子永远与世隔绝的人，没有看到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在敦促知识分子承担责任。我并不想把这种看法视作完全要否定的观点，而宁愿强调，效忠和支持现存制度，或置身现存制度之外采取独立不倚的批判态度，对于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是同等可能和合法的立场。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面临完全投降或完全反对的选择。因此，分析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地位，必须既考虑敦促他们效忠美国社会主要制度的力量，也要考虑使他们或他们的一些部分得以保持几分与世隔绝，因而处于超然地位的那些力量。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现已停刊的杂志《事实论坛》指控知识分子是最容易接受共义的群体，并把“律师、医生、银行家、教师、教授、宣传鼓动家、作家和出版商”列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列出这些有共义倾向的职业，固然是荒谬可笑的，但却为认识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上反知识思潮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论坛》之所以攻击其从业人员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职业，严格地说是因为这些职业群体是麦卡锡主义最有力的反对者。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受教育越好的人，越可能支持各种形式的“非经济自由主义”，包括给不受欢迎的政治少数派以公民权。从《事实论坛》和麦卡锡的观点看，他们攻击“当时美国有大学学位的受尊敬的人、有社会渊源的人、文化上得到公认的人、持有资格证明的有教养的人和学者……”是完全合理的。在一些极端情绪较少的圈子中，许多实业家和其他经济保守主义的追随者，曾寻求通过奚落美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缺乏实践知识，或者因为他们犯过错误，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来贬低他们的政治有效性。反知识思潮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共和党——的有用的、甚至是当然的武器，原因很简单：在20世纪，直至最近，重要的知识分子极少是保守的。在20世纪，大多数学会会员（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会会员）、有影响的文学人物和一流的舆论杂志，都反对宗教和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思想和行动。心理学家詹姆斯·勒巴（James Leuba）曾在1913—1914年和1933年两次研究过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学会会员的宗教信仰，这些会员都是列名《科学美国人》的。据他报道，各类会员大多数都不信上帝或永生，1933年不信宗教的更明显。关于非学术职业群体更早期的情况，我们虽然不掌握相应的资料，但美国宗教行为的研究表明，教授和科学家不信宗教的远比一般居民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4岁以上的人已有大约55％隶属于教会。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回答问卷调查的会员中，非专业会员比专业会员有更大可能信仰宗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1913年和1933年的两次研究中，比较著名的教授远比他们不著名的同事更不信宗教。1935年，勒巴继续进行他的宗教信仰调查，向列名《世界名人录》的银行家、实业家、律师和作家寄送了调查问卷。收到的回答证实，科学家和各种专业群体远比实业家、银行家和律师不信宗教，而且发现，名气足以进入《世界名人录》，大概不像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样受科学与宗教冲突影响的作家，有62％持反宗教观点，不信上帝，而在银行家中，持这种态度的比例是29％，在实业家和律师中，这个比例是40％。1937年，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报道，持亲新政派观点的比例，在社会科学教授中占84%，在自然科学专业人员中占65％，而在体力工人中占56％，在律师、医生、牙医中占16％，在工程师中占13％。这些人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态度，有大致相似结果。差不多20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名社会学家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瓦格纳·小蒂伦斯（Wagner Thielens， Jr.），在1955年对2000多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系统抽样访问，他们发现，这些人有3/4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有2/3在1952年投票支持史蒂文森，而这一年有接近一半的体力工人和工会会员支持艾森豪威尔。而且，像上述1913年和1933年的两次宗教信仰研究一样，这次调查也发现，自由主义者在比较著名的教授中显示高得多的比例。表征学术共同体人生哲学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是消费者合作运动。除有明显民族色彩的那些消费合作社外，如许多芬兰人的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很少出现在学术共同体以外，合作社在学术共同体中享有的繁荣，可以证明学术界敌视私人商业。帕洛·阿尔托（桑福德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有很大的合作社，但在旧金山其他地区保持这种商店的努力却一再归于失败。类似地，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市的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区和芝加哥大学所在地的海德公园区，都已建立了消费者合作社。当然，搞学术研究的人并不是给中左政治势力以重要支持的唯一知识分子群体。1934年在后来强烈支持共和党的圣克拉拉县（旧金山郊区县）的一项政党登记研究发现，住在那里的作家，有1/4登记为少数派政党的党员，主要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只有1/3登记是共和党员。作家这种职业是这个县所报道的最显著的左翼非共和党势力。1947年，《时代》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提问的问题是：1944年如何投票？据分析9000多名大学毕业生交回的问卷，在教师、科学家和搞技术的人当中，大多数投票支持民主党。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职业报为“科学家”的那些人当中，有60％支持民主党，而在职业自报为“工程师”的那些人当中，有80％投票支持共和党。职业与知识界有密切关系的图书管理员，也显示明显的左翼倾向或自由倾向。1948年，对图书管理员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表明，这个群体有17％的人把支持第三党——进步党、社会党、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列为自己的第一选择，从而使该群体在支持这些政党的群体中名列首位。新闻业也自谓其从业人员有很高比例持中左的政治和经济观点。这个职业是少数几个组织起强大工会的职业之一，而且其工会也是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工会之一。事实上，美国报业公会还是共产党控制的派别在工会选举中得到相当多支持的少数几个工会之一，尽管这个派别后来失去了对该公会的控制。在报业公会最大的地方支部纽约分会，左翼候选人多年来都得到20％到25％的选票。新闻记者的这种政治倾向也为一些调查研究所证实。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项对104名驻华盛顿记者——一个高收入的精英分子群体——的研究报道，在1936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占30%，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候选人的占6％，较大多数支持罗斯福。虽然这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但支持政府管理矿业、公用事业和铁路的仍占40％，支持组织记者工会的占56％。这些政治态度大多是萧条形势的反映；不过最近几年对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结果所进行的模拟投票表明，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新闻记者一直同情民主党，同情自由事业。最近对另一个精英群体——驻西欧的外交记者——的研究显示，1953—1954年冬天，在被调查者中，有58％支持史蒂文森，而支持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的，只占36％。艺术业也大大有助于增加民主党力量和中左力量。前已提到大萧条时期住在圣克拉拉县的作家的激进倾向。在《时代》周刊对大学毕业生的那次调查中，虽然只有16人被分类为受雇于“艺术业”，但这个群体以压倒优势支持罗斯福。像新闻记者一样，受雇的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几乎全都参加了有强烈的自由派和左翼政治倾向的工会。演员协会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派，广播作家公会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从受雇于电影业的那些艺术家那里，民主党也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持；好莱坞是共产党在美国的主要资助来源已经不是秘密。虽然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在美国知识分子（不管怎样界定他们）中仅仅是少数，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时构成一种有影响的少数。1830年代后期，在美国支持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知识分子中进行的那些关于莫斯科道路是否正确的辩论中，支持共产党一派能征集到的公开声明捍卫这条道路的签名者，要比反共产党一派能征集到的公开谴责的签名者多，而且签名的人更有名。为对抗共产主义影响而组织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团体，总是由社会党人和十足的左翼自由派领导，这或许更能说明知识分子的一般左翼倾向。最近这类团体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其领导就是社会党人西德尼·胡克和诺曼·托马斯，以及纽约自由党的活跃人物乔治·康茨和詹姆斯·T.法雷尔。总之，有各种证据表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部分——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图书管理员、科学家、大学教授——按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支持民主党和左翼小党。分析美国知识分子持左翼观点的根源，是比考证这种现象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部分答案在于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应对大多数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有一般意义，而且还要能解释这个群体在另一些国家支持左翼的模式。法国政治理论家贝特朗·德·朱维纳尔（Bertrand de Jouvenal）曾指出，在商业阶级与艺术创作家的价值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制度上要求商业向其顾客提供他们所需——顾客总是正确的。相反，艺术创作家视其产品的价值独立于产品的直接市场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依赖于围绕商业原则建立起的市场，所以，艺术创作经纪人或雇主（如好莱坞的经理、报纸发行人等等）的相反价值观和艺术家的职业原则，必然导致艺术家不能或不会创作敌视商业或令商业感到自我作践的销售品；与此同时，那些成功地适应市场需要的艺术家又往往感到他们抛弃了个人的良知。德国社会学家西奥多·盖格（Theodore Geiger）曾试图这样解释社会科学家支持左翼的普遍倾向：在知识界的各种群体中，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权力方面最敏感，也最直接面对掌权者对思想自由的非难。丧失思想的自主和自由，还会危及他们的职业工作和职业冲动。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商业享有大量权力并已经或可能使用某种压力以对抗来自学术界批评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将会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可以作最广义的定义——为各种形式的左翼所吸引。某些分析思想活动的人如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甚至断定“在精确的科学与左翼思想倾向之间存在一种普遍联系”。他指出，科学家在其工作中所用概念本身影响他们向左：对于那些搞精确科学的人来说，在概念主要以数学形式构筑的场合，以及在知识进步以受控实验、以理论结果在客观经验中的不同应用为基础的场合，有见识的实证主义学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类型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最清楚反映。一方面是精确科学和工业技术，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结构，马克思在这两方面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对在其中看到实现未来真正合理的世界共同体之关键的科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还有另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各地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这些因素是不同知识职业固有的。不过，美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另有根源，这特别是与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有关。重要的是两个因素，它们都来自我们的平等主义观念。第一，美国的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是独立宣言的平等主义信条，这基本上是各地民主派左翼的价值观。第二，完全接受美国信条中的平等主义结论的真正知识分子感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地位低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欧洲伙伴所得到的那些高地位象征。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美国知识分子没得到他们热望的尊重标志的某些原因，居然是他们所信奉之平等标准的力量所使然。从第一点看，美国不存在真正的保守传统，而这在许多前殖民地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的民主诞生于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拒斥世袭特权的要求。不考虑政党、阶级或宗教信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革命信条；欧洲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有古老贵族阶级结构和钦定宗教的社会，保守势力从未真正承认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革命强迫其接受时也是这样。这意味着缅怀黄金时代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从未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某种程度上除了在南方和在某些有“传统家族”渊源的19世纪新英格兰人中）。保守主义理想也从未曾与指导我们政治斗争的平等主义理想相对立。一个搞政治的知识分子，即一个怀抱理想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对维护矛盾差异不大感兴趣，但处处都充满不一致。只有到他支持的政治和社会的秩序的局限受到攻击时，他才能感到他在起某种富于成果的创造性作用。在欧洲，他起这种作用，既可以通过支持改良的乌托邦——一种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也可以通过拥护保守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种拥有传统价值的理想社会：虽然需要迎合芸芸众生，但并不阻碍存在一个权势集团和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站在这些“美好”社会理想的高度来批评现实。而且，无论改良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厌恶现实中同一些东西。如通俗文化，左翼把它归罪于商业社会的制度，而保守主义则把它视为民主制度让民众尝试权力的必然结果。对于美国知识分子来说，限制可能的意识形态选择的意思是，即使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按照唯一可采用的学说——美国过去革命时代的学说，而这是被真正的欧洲保守主义者厌恶的学说，称之为最可恶的激进主义——来界定他们的政治理想（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本不幸几乎不为人知的书中，社会主义作家利昂·萨姆森（Leon Samson）曾指出，在美国某些有权势的商人和共和党领导人描述美国社会的性质和目的的用语与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各式各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声明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姆森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象征性目标与美国习俗目标的同一性）。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缺乏意识形态，只是试图阻止变革，或者像今天的共和党人那样，与自由主义者相竞争，寻求他们所信奉的平等主义改革。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美国的保守政党其实在非经济领域显示了其自由主义，他们比罗斯福以前的民主党更经常开展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政治左翼的第二个主要根源，是他们看上去几乎普遍觉得他们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与商人和专业人员相比，他们在社会承认（威望）、收入和权力的阶梯上都低。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询问在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典型的商人、国会议员或大学理事会怎样排列他们这些教授与“银行分行经理、广告社账目主任和律师”的高低次序。大多数回答认为，商人和国会议员会把他们排在最后。这些教授很自信他们的地位与大学理事一样，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差不多一半教授回答，“普通的”理事会把他们排在第三位或第四位。我认为，这种低地位的自我印象，促使教授以及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去追求如同世界各地其他“受剥夺”群体一样的政治途径，即支持那些攻击现有特权分配的政党。资料清楚地显示，低地位感与自由主义政治行为密切相关。“[这些社会科学家中的]民主党选民总是更倾向于认为，没有人喜欢教授。”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同胞对他的印象与他的自我印象迥然不同。虽然他自己感到受到忽视，遭到冷落，但在对各种职业的相对地位进行民意测验时，社会把他放在相当高的位置。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对96种职业作过一次相对地位研究。大学教授的位置排在除医生外各种非政治职业之上，与艺术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和作家的位置，差不多同样高。实质上，这项研究表明，从事知识工作的人，在美国与有影响的商人、银行家和公司负责人享有同样的威望。1950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民意调查报道了类似结果。当时提出的调查问题是，把各种工作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分类。教授在24种工作中排在第四位，有38％接受测验的人把这种工作置于上层阶级一类。或许有人争辩说，全国性调查在这方面并不重要，因为算数的是上层意见——上面那项研究所问及的那些社会科学教授曾提到，大商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看不起知识分子。但是，比较不同阶级的看法表明，社会和经济地位高的人实际上认为，知识职业远比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职业好。看来自相矛盾的是，证明知识职业、特别是在大学任教在美国享有高地位的最好证据，或许是来自拉扎斯菲尔德所调查的那些社会科学教授；前已提及，这些教授认为他们的职业会被商人和政治家排在较低的位置。作为大学社会科学家的一个很好的样本，这些教授实际上具有“家庭地位较高的……背景”。虽然教授们偏向于认为他们受到知识界以外的人的轻视，但事实却是他们可以把较有权势背景的人吸引到他们行列中来。这表明他们的职业实际上受到很高评价。在那些社会科学教授中，有差不多一半人的父亲是担任经理或从事非教育脑力劳动职业，只有15％是体力工人的子女。把这些资料与在美国商界名流如大公司老板中所得到的不同样本的资料相比较表明，这两个群体的出身是大致相似的。事实上，这种比较对于知识职业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学教授的样本取自美国所有高等院校，而较好学校（一般是最大的学校）中的教授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背景：大学校（学生9000名以上）中的教授有62％来自经理家庭或知识职业家庭，而小学校（700名和不到700名学生）中的教授只有49％来自这类家庭；私立非教会学校中的社会科学家，有2/3出身高地位背景；而教会学校或师范学院中的教授，这种出身者只占44％。由于社会科学在大学中不享有最高威望，所以人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社会出身可能更高。当然，研究人员和经理人员的社会出身相似，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别，主要是他们职业环境和地位差别的产物。研究追求不同职业目标的大学生的价值观表明，价值观，包括政治信仰，不仅可以决定职业地位，而且可以来自职业地位。例如，一项有关大学生的研究（先是研究新生或二年级学生，两年以后研究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报道，在起初计划主修商业的学生中，政治上自由的学生往往后来改变他们的专业，而保守的学生则不改变初衷。同样，对比追求不同职业学生的价值观也发现，打算从事推销、医务或商业工作的学生，不大关心个人创造性，而对“金钱、地位和安全”表现出浓厚兴趣，相反，有志于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学生则完全不同。看来，与不同职业有关的某些态度和行为特征，可能是起因于这些职业招聘了不同类型的人。既然美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是低地位者可能是他左翼思想的一个主要根源，既然事实与这种自我评价相矛盾，于是自然产生了如下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觉得他被轻视了？我猜想，他的自卑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美化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把欧洲的情况作为一个参照比较点。参加过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任何人都知道，在英国、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迟早总有人会说，作家、画家、作曲家或教授是真正重要的。在那里，知识分子可以得到公众以及政治和经济上层两方面的承认。欧洲和美国对待知识分子有差别是肯定无疑的。这种差别或多或少不同于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与强调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在欧洲，对所有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给予公开的尊重，无论是工程师、工厂主，还是教授，而在美国，任何人也得不到国外那种程度的尊重。英国作家A.G.尼古拉斯（A.G.Nicholas）在比较美英两国知识分子状况时曾指出，英国知识分子“身处白哲特（Bagehot）所称的‘礼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在这种社会真正地位的庇护。对他或许不是非常尊重，不如对地主、行政官员、军人、牧师或律师那样尊重，但‘绅士’这具保护伞很大，罩在所有这些人头上，尽管有少数自由端突出伞外。不过〔英国〕知识分子也在伞下，无论他表现为造反者，还是表现为受雇的辩护士”。在大多数欧洲工厂，职业间存在严格的地位界限。我曾听到暂时受雇在欧洲工作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抱怨这些工厂在社会关系上不同于我们工厂的那些“无聊”之处。在比利时工作的一位炼油厂的工头曾告诉我，他享有公司配给的一辆大众牌汽车，后来才知道参加这项城外工程的大多数工人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他邀请过他们当中一些人与他一起乘汽车旅行。一天，他同时邀请一些体力工人和白领工人去旅行。次日，白领工人到他那里说，他们不能与体力工人同乘一辆车，而他应当知道，这不是比利时的习惯。同样，一个德国社会党的教授告诉我，有时会因为在德国使用“您”和你（亲称）这两种称呼形式而遇到困难。后一种称呼应该只用于熟人和平级之间，但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前规定在党内同志间称“你”。互不相识的工人在党的会议上直接用这种称呼，而当他们面对一个有教授、博士头衔的先生时，他们感到为难，试图避免使用任何第二人称形式。在欧洲的许多地区，知识分子显然享有满意的社会尊重——不过，所有高地位职务都如此。羡慕他的欧洲伙伴的美国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的是，他实际上在反对美国的平等主义，而不是在反对美国公民对他的职业的较低评价。在美国，一个工人可以更正工程师的判断，而工人的儿子可以“责备”大学教授，如果前者不同意后者意见的话。美国的雇主和工程师觉得这种行为准则是自然的，而知识分子却反对。他们无意识地按欧洲方式思考，颇似各式各样逃离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欧洲中产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在美国地位下降了，即使在他们拥有类似于他们在欧洲的职位时：对于移居美国的人来说，他的深刻的阶级感和地位感使他很难进入美国社会。有些熟练的工程师或医生是经过多年实习培训最终确立自己的职业的。在此期间，他们有过资格考试不及格的经历，洗过盘子，给实验室扫过地。可是在他们有了职业后，仍然觉得没有享有在原来国家应享有的高贵地位。我见过几个在洛杉矶工作的、来自克罗地亚的年轻医生，他们年收入25000到35000美元，但仍感到失去了社会地位。与欧洲相比，“低级的”大众文化似乎在美国有巨大优势。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看到真正创造性努力在这个国家得不到高威望的进一步证据。不过，最近一些年，随着欧洲在经济和阶级结构上越来越像美国，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国家迅速崛起的类似文化感到绝望。欧洲大众文化的出现或许首先是出于如下事实：下层阶级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使他们对文化市场的要求被感知。“美国化”多半仅仅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阶级差别的缩小。问题不在于大众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高级”活动，而在于民主程度与普通人文化水平间的关系。少数几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在当代变化更大、更不定型的美国，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即使没有权力，也已成了有魅力的人物。戴维·里斯曼是这几位美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为了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对批评如此敏感，他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理论。他指出，重视知识的学生在美国公立高等学校通常占一小部分。大多数人强调非知识兴趣。作为这种校风的背离者，那些注重知识的、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到嘲弄和孤立。这种早期学校经验伴随他们进入以后的生活，因此，在后来他们的智力活动受到批评时，就使他们想起在高等学校时的经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那些出身名牌学校的知识分子，就应当对反智力活动无所谓得多。本文选编自《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注释从略，欲求完整内容请购买原书查阅。该选文只做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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